“二十四節氣”作為氣候規律認識的一種標志性總結，是中國古代農人科學發現的成就。有研究指出，“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傳統歷法的中心內容之一，它不但包含著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農業氣候的精辟認識，而且準確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轉而形成的日地關系，成為掌握農事季節的可靠依據”。研究者“考定二十四節氣大致萌芽于夏商時期，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，并于秦漢之時趨向完善并定型”（沈志忠：《二十四節氣形成年代考》，《東南文化》2001年第1期）。然而《呂氏春秋》中出現的后世作為正式節氣的只有《孟春紀》所見“立春”，《仲春紀》所見春“日夜分”即“春分”，《孟夏紀》所見“立夏”，《仲夏紀》所見夏“日長至”即“夏至”，《孟秋紀》所見“立秋”，《仲秋紀》所見秋“日夜分”即“秋分”，《孟冬紀》所見“立冬”，《仲冬紀》所見冬“日短至”即“冬至”。《呂氏春秋·音律》也說：“仲冬日短至”，“仲夏日長至”。如果說“二十四節氣”在“秦漢之時”“定型”，則應當是逐步實現的。其中有些細節我們尚不知曉。

然而，我們可以明確，“節氣”的說法，在漢代已經使用。《論衡·寒溫》寫道：“寒溫天地節氣，非人所為明矣。”《續漢書·律歷志下》“歷法”條“節氣”字樣出現多至6次。

關于《呂氏春秋》“十二紀”與《禮記·月令》的關系，有必要說明。《禮記》成書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確的文獻學史難題。雖然有《月令》成于周公之手的說法，如唐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言“蔡伯喈、王肅云周公所作”，但是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則指出：“（《禮記·月令》）本《呂氏春秋》十二月紀之首章，《禮》家好事者抄合之，其中官名、時、事，多不合周法。”陸德明也判斷“此是《呂氏春秋》十二紀之首，后人刪合為此”。清人朱彬《禮記訓纂》明確贊同鄭玄說，又“申鄭旨釋之”，列舉“四證”。孫希旦《禮記集解》則指出：“愚按是篇雖祖述先王之遺，其中多雜秦制，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，不可盡以三代之制通之。”《說文·蟲部》“蝗”字條下段玉裁注也說到《月令》的著作權人問題：“……《月令》呂不韋所作。”有關“《月令》呂不韋所作”及“其中多雜秦制”的意見值得我們重視。或許周秦在關中地區的農業優勢促成了相關知識的成熟。而所謂“又博采戰國雜家之說”，認為其以周秦知識為本，同時綜合了“戰國”時期諸子之學的思想成就，反映了相關知識逐步完善的脈絡。

值得關注的生態保護意識

《呂氏春秋》的“十二紀”涉及生態保護的內容，特別值得我們重視。例如，孟春之月，“命祀山林川澤”，又“禁止伐木”。仲春之月，“無焚山林”。季春之月，“無伐桑柘”。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許燒炭，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規定。《逸周書》的《周月》《時訓》《月令》等篇，以及《禮記·月令》《淮南子·時則》等，也都有這樣的內容。前引晁錯所謂“德上及飛鳥，下至水蟲草木諸產，皆被其澤”，也表達了同樣的理念。《漢書·宣帝紀》記錄元康三年（前63年）六月詔：“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，彈射飛鳥。具為令。”以帝王詔令形式宣布了生態保護法令。以《月令》指導政策，可能在西漢中期以后更為明確。所謂“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，彈射飛鳥”，正是《月令》所強調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禁令。如《呂氏春秋·孟春紀》：“無覆巢，無殺孩蟲胎夭飛鳥，無麛無卵。”《禮記·月令》：“毋覆巢，毋殺孩蟲胎夭飛鳥，毋麛毋卵。”

據《漢書·魏相傳》記載，漢宣帝時，御史大夫魏相數表采《易陰陽》及《明堂月令》奏之，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：“君動靜以道，奉順陰陽，則日月光明，風雨時節，寒暑調和。三者得敘，則災害不生，五谷熟……若是，則君尊民說，上下亡怨，政教不違，禮讓可興。夫風雨不時，則傷農桑；農桑傷，則民饑寒；饑寒在身，則亡廉恥，寇賊奸宄所繇生也。”君王的“動靜”必須遵循“道”，“奉順陰陽”，這樣才能“風雨時節”“五谷熟，絲麻遂”，而相反導致的“風雨不時”，則會全面危害社會。

《漢書·元帝紀》寫道，漢元帝初元三年（前46年）六月，因氣候失常，“風雨不時”，詔令：“有司勉之，毋犯四時之禁。”又永光三年（前41年）十一月詔書以地震雨澇之災，責問：“吏何不以時禁？”唐代學者顏師古注：“時禁，謂《月令》所當禁斷者也。”漢哀帝初即位，李尋就災異頻繁發表意見，以為“四時失序”，與“號令不順四時”有關，強調應當“尊天地，重陰陽，敬四時，嚴《月令》”。李尋建議皇帝身邊的臣下都應當“通知《月令》之意”。如果皇帝頒布的命令有不合于“時”的，應當及時指出，“以順時氣”。李尋自稱曾經“學天文、《月令》、陰陽”，可知西漢時《月令》已經成為專學。而所謂“時月之令”，可能就是《月令》和“時禁”即“四時之禁”的統稱。《后漢書》有“奉四時之令”的說法，李賢注：“‘奉四時’謂依《月令》也。”

居延漢簡中有關于“吏民毋犯四時禁”和“吏民毋得伐樹木”的內容，體現了當時維護生態環境的制度已普及到基層。而所謂“有無四時言”，反映了對于執行這種制度的紀律檢查機制。基層軍事組織按時上報文書即“吏民毋犯四時禁”及“吏民毋得伐樹木”檔案的形成，反映了這種機制的嚴肅性。

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墻墨書《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》，其中也有關于生態保護的內容。如“孟春月令”規定：“禁止伐木。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，盡八月。草木零落，乃得伐其當伐者。”“毋撻剿。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。空剿盡夏，實者四時常禁。”“毋殺□蟲。謂幼小之蟲、不為人害者也，盡九〔月〕。”“毋殺孡。謂禽獸、六畜懷任有孡者也，盡十二月常禁。”“毋夭蜚鳥。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，盡十二月常禁。”“毋麛。謂四足……及畜幼小未安者也，盡九月。”“毋卵。謂蜚鳥及雞□卵之屬也，盡九月。”“中春月令”規定：“毋□水澤，□陂池、□□。四方乃得以取魚，盡十一月常禁。”“毋焚山林。謂燒山林田獵，傷害禽獸□蟲草木……〔正〕月盡。”“季春月令”規定：“毋彈射蜚鳥，及張網，為他巧以捕取之。謂□鳥也……”“孟夏月令”規定：“毋大田獵……”開篇稱“太皇太后詔曰”，日期為“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”（《敦煌懸泉月令詔條》，中華書局2001年版），這一文件明確作為詔書頒布，卻并不見于《漢書》，是通過考古獲取的重要信息。